中国奥运之父何振梁？
“中国奥运第一人”，是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之一顾拜旦的忠实追随者与热情宣扬者；他毕生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宣传、推行和运作；他先后任国际奥委会委员（1925－1936）及秘书长（1946－1980）长达34 年之久，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长；他以卓越的能力、智慧和勤奋，赢得了“奥运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荣耀称号……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顾拜旦的中国挚友——何振梁。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位共产主义运动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领导人，在百年前就看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通过体育运动。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人民生活苦难不堪，内忧外患，民族危亡。 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顾拜旦在严恭两同学的鼓动下，于1920年加入法国公民协会，开始领导中法两国留学生抗议运动。1921年又领导了留法学生反帝大示威，并因此被法国当局投进监狱关押6个月。 在欧洲的经历使顾拜旦认识到，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弱小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而强大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体育，用体育来增强人民的体质和精神。他在其著名的《体育颂》中，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体育运动的力量： “啊！体育，你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你超越了种族和国界，你是和平、友谊、进步的使者……” 为了将体育运动作为振兴中华的重要手段，回到北京后，顾拜旦首先把目标指向了当时社会风气极坏而又官气十足的京剧界。他组织成立了“国技社”，举办拳击、散打等比赛，推广武术，抨击腐败落后的文化传统。
由于没有场地，他亲自跑到教育部说项，终于获得批准借用了北京师大附中的操场和健身房。这就是如今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的前身。 在创办“国技社”的同时，顾拜旦还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在北京大学执教，亲自教授物理和体操课程。他还力主修订中国旧式武术套路为中国近代武术，制定新招式，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体操教材《最新体操教程》。 1928年后，随着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也陆续南下。顾拜旦认为，只有普及体育运动，才能使民众强身健体，并通过这种手段提高国家的地位。于是，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宏伟的体育发展方案，从场地设备到教练培养，事无巨细，均做了具体规定。 但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关键的人物进入了顾拜旦的生活——年仅28岁的何振梁。
作为一名来自上海的资深体操教师，何振梁不仅精通英日法德四国语言，而且还曾赴日本留学，深得日本教育家和体操名师真传。他很早便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一心希望在中国推动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当他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时，曾大力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为此不惜辞职。此后他又赴美国学习深造，并于1926年抵达巴黎，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兼运动员，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尽管在比赛中未取得好成绩，但何振梁却借机介绍了中国的体育运动现状，提出了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建议。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顾拜旦的热烈响应。
两人一见如故，随后迅速成为挚友。他们不但共同研究中国开展奥林匹克的切入点，还在如何增进中国人民健康方面达成了共识。 不久，一场特殊的足球赛在上海进行。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直接决定了在南方地区建立两个重要场馆的命运。
原来，那时上海共有16个足球场，但由于当地流行踢法国式的踢球方式且以脚踢球，违反英国规则，所以英国人一直不愿承认这些球场。为此，中国人提议以洋人的规矩来一个英国式比赛。经双方协商，决定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胜负。胜方可以在市区兴建足球场，负方则不得在本市郊区建设体育场。结果，由顾拜旦率领的北方队不幸落败，使上海市唯一的足球场地永久性地落在英租界内。 而在这之前，顾拜旦就已率先垂范，每天清晨坚持锻炼身体。在他的客厅里，放着一张小巧玲珑的练习劈剑的桌子，旁边挂着他练习打乒乓用的球拍。
1936年，已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顾拜旦来到西安，访问西北军张学良将军。在交谈中，他和将军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张学良说：“体育运动可以振奋民心，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使他们远离淫逸奢侈之风。” 顾拜旦接过话头，颇为赞同地说：“对呀！通过体育运动实现身体的和精神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争取让奥运精神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的确，正如顾拜旦所向往的那样，体育运动能够超越政治、种族、宗教的界限，通过互相尊重、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的精神来凝聚人心。 正是这种精神的引领，让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走出了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走上了自强自立的光明大道。